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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前夕的自我革命
    2019年05月29日 03:36 襄阳党建网 点击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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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秉?#26032;?#20811;思主义政党“经常自?#21495;?#21028;自己”的自我革命基因,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,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。在领导中国革命、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,我们党锻造了矢志不渝的自我革命品格、自我革命精神、自我革命优势,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勇于自我革命,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,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。”1949年3月23日上午,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,毛泽东同志庄严地宣告:“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?#21360;!?#32780;在此之前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,鲜明地展现了党的自我革命品格与精神,并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、党的历史方位转变和党委会制度建设等方面实现了自我跃升,为党进京赶考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做了充分准备。

      党的工作重心?#20248;?#26449;到城市转移的自我革命跃升。党的工作重心的选择确立是党领导革命、建设和改革事?#31561;?#24471;成功的战?#21592;?#35777;,其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革命事业的成败。在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,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,走了一条从城市到农村,再由农村到城市的自我革命之路。革命伊始,根据俄国十月革命“城市暴动”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?#20934;断确?#38431;的性质,党从一大开始选择和确立了工作重心在城市的定位,并为此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人运动等革命活动。然而经历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和坚持“城市中心论”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,使党深刻?#40092;?#21040;中国的世情国情党情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,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,探索中国革命道路。正如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: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,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。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,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,即是说,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,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对于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农村还是城市,毛泽东指出:“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,要研究农村情况。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,是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者走路,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,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。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,走他几百万年,这也不?#26032;?#20811;思主义,而叫反马克思主义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:当需要在乡村时,就在乡村;当需要转到城市时,就转到城?#23567;!?#25152;以,自党的八七会议确立“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”总方针后,伴随着党“农村包围城?#23567;?#27494;装夺取政权”的中国革命新道路,党的工作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入农村,开展土地革命、实施武装斗争、建立革命根据地,“工农武装割据?#20445;?#25226;一个个落后的农村变成革命的前沿,不断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。经过20多年的艰辛奋?#20998;?#20826;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,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特别是经过“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以后,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?#20445;?#22269;民党反动政府败局?#35759;ǎ?#24314;立新中国指日可待。在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上,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:“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,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,在乡村聚集力量,用乡村包围城市,然后取得城?#23567;?#37319;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。从现在起,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。党的工作重心?#19978;?#26449;移到了城?#23567;!?#20826;的七届二中全会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?#20248;?#26449;到城市的自我革命跃升,进京赶考开启了城市领导农村的崭新发展阶段。

      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我革命跃升。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,顺应近代中国革命发展要求、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得解放求发展的夙愿期盼,毅然决然肩负起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重任。“既要革命,就要有一个革命党。没有一个革命的党,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?#24515;?#20027;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,就不可能领导工人?#20934;?#21644;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”。由此可见,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是处于革命党的历史方位。但这并不是说,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没有考虑过未来成为执政党的问题。事实?#26174;?#22312;1945年7月,著名民主人士黄?#30528;?#21521;毛泽东提出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的历?#20998;?#26399;律时,毛泽东就回答:“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,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。这条新路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?#25442;?#20154;亡政息。”特别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,面对“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”、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大好形势,毛泽东深刻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,科学分析党外帝国主义和资产?#20934;?#31435;场,精准对标党内存在的“骄傲情绪,以功臣自居的情绪,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,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?#20445;?#20005;正指出“夺取全国胜利,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?#20445;?#20013;国的革命是伟大的,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,工作更伟大,更艰苦。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,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?#23613;?#19981;躁的作风,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”为此大会还作出了6条规定。毛泽东提出的?#20658;?#20010;务必?#20445;?#38598;中回答了党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考验、如何防骄戒奢与居安思危、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等重大历史性课题,对于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、加强党的执政党建设产生了历久?#20013;?#30340;深刻影响。

      党委会制度由分散到集中的自我革命跃升。我们党的党委会制度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,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最终实现党委会制度建设的自我革命跃升。早在建党之初,党按照马克思?#24515;?#20027;义建党原则,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推行党委会制。中共一大规定“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,应成立委员会”。二大党章第一次对中央执?#24418;?#21592;会、区及地方委员会的任期职权等作了明确规定。三大党章规定各委员会须推选一名委员长总理党务,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。四大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党员三人以上可以成立支部,三个支部以上可以组织成立地方执?#24418;?#21592;会。中共五大正式提出党委会应确立集体领导制度。为了使集体领导制度能够真正贯彻落实并充分发挥党委会作用,1937年5月,党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规定:党的委员会必须按期开会,一切重要问题必须经过全会讨论与决定;常委会应该是集体工作,在严密分工、个人负责基础上,一切工作应经常委会集体讨论与决定?#25442;?#35758;上应该保证讨论的自由;要用民主与集体的领导取代命令主义与包办的领导,等等。但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,使党长期处于分散的、战争的环境之中,在各地党委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上形成了一些不好的做法,如向中央和上级组织事前不请示、事后不报告,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,还存在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。这些做法严重制约了党委会制度建设,毛泽东指出:“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、?#20048;?#20010;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。近查有些(当然不是一切)领导机关,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。重要问题的解决,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,而是由个人做决定,党委委员等于虚设。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,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。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,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。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。”为此,1948年9月,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(“九月会议?#20445;?#20250;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《关于健全党委制》,并着重强调:党委必须建立开会制度、必须建立党委会决策制度、集体领导必须形成制度。时隔不到半年,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,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加强执政党建设,提出了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》,与之前的《关于健全党委制》相衔接,从党委书记要善于当“班长?#20445;?#35201;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,互通情报,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、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,学会“弹钢琴?#20445;?#35201;?#30333;?#32039;?#20445;?#33016;中?#23567;?#25968;?#20445;?#23433;民告示?#20445;?#31934;兵简政?#20445;?#27880;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,力戒骄傲,划清两种界限等十二个方面,进一步回答了党委会怎样开、党委会怎样决策、党委会怎样实现集体领导等具体问题,从而系统化制度化地完成了党委会工作制度建设上的自我革命跃升,并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      (来源:光明日报 作者:宋玉忠,系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,本文为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〔C18053〕阶段性成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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